我们现在常常认为北宋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草原上的民族，尤其是契丹和西夏，但其实，北宋并不这么看待自身的危机。对于像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来说，北宋与契丹、西夏的关系，更多的是两种不同生活水平邻居之间的博弈。他曾总结出一套十六字方针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：待之以礼，结之以恩，高其墙垣，威其刑法。这四个字里，礼、恩和威都在，但却没有任何打的意味。这套策略展示了北宋希望与外部世界和谐共处、相互尊重的愿景。
展开剩余60%这种精细化和复杂化，也反映在宋朝的政治制度上。虽然历代帝国都有重要的制度创新，但宋朝却很少有制度上的突破，反而是对已有体制的细致雕琢。秦朝设立三公九卿，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做出了重要改变，唐朝则在扩张遇到困境时创造了节度使制度，宋朝却几乎没有什么新创意。王安石虽然尝试进行改革，但宋朝的整体趋势，仍是内卷化。 然而，内卷化并不意味着失败，相反，它帮助宋朝度过了不少危机。虽然外有农民起义，但相较于前朝，宋朝的内乱规模较小，且最终并未因内部动乱而走向灭亡。内卷化带来的好处是，宋朝的政治体系在不发生剧变的情况下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。 但是配资查询之家官网，内卷化虽然有效，却也带来了一定的远忧。北宋的外交策略，在当时或许是合适的，但面对日益强大的外部威胁，尤其是女真和蒙古人，北宋显得缺乏应对新形势的想象力。草原上的猛兽潜伏在远处，而北宋却依旧专注于细节上的完善，而忽略了调整对外关系的必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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